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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北京10月10日电 题：为何中国学研究离不开跨文化对话？

　　——专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张仲思

　　中新社记者 张焕迪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以文明交流互鉴为主旨的中国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将于10月13日至15日在上海举行，受邀参会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张仲思(Tristan G. Brown)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从一名海外学者的视角解读中华文明延续数千载的韧性密码，分析世界中国学研究现状以及跨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意义。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作为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您认为中华文明历经数千载延续至今的原因是什么？

　　张仲思：中华文明能够延续数千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字系统。与不断演变或分化的拼音文字不同，汉字之所以能够跨越朝代、区域乃至语言而持续存在，正是因为它的复杂与难度。如今看来，这种“艰难”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资本，为社会提供了跨越时空的共同语境与身份认同。

　　在今天的数字时代，汉字依然象征着凝聚力与韧性。这告诉我们，真正能够延续的，往往不是最方便的，而是最有深度、最能维系民族和国家等共同体的东西。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历史上的哪些具体实践最能体现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韧性？

　　张仲思：中华文明的韧性不仅体现在制度或思想的延续，更体现在其能把失败转化为新的起点。朝代崩溃、水患泛滥、外族入侵，种种断裂总能被吸纳为重建的契机：官办粮仓常平仓的设立，并非仅仅为了应对饥荒，还为了在灾后迅速恢复；科举制度也并非绝对公平，却为政权的重启提供了一套可复制的模板。

　　这种韧性可被视为一种“制度的记忆力”。在现代社会，人们常把“韧性”理解为快速恢复并继续前行。在中国历史中，韧性更像是一种延续的能力，把从危机中获得的经验熔铸进新的秩序。这正是朝代可以更替，而文明却得以绵延的原因。

　　中新社记者：在当今世界，面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您认为哪些中国思想能提供西方世界未曾触及的解决思路？

　　张仲思：在当代社会有关环境的诸多思考和理念中，绝望是最消极的一点：面对气候变化，人们很容易陷入灾难、瘫痪或衰退的叙事之中。而中国哲学则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思路。

　　我的研究聚焦于风水，传统上的风水并不把环境的变化理解为“绝望的来源”，而是将其理解为“希望、机遇与成功的基础”。它不会假定人在自然力量面前无能为力，而会提出问题：我们怎样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又如何把环境的变动转化为繁荣的条件？

　　“天人合一”等中国思想提醒我们：生态的限制并非绝对的障碍，而是激发创造力的外部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思想可以帮助我们超越西方关于危机与衰退的范式，进入一种新的框架，在其中，适应不是失败，而是通往兴盛的前提。

　　中新社记者：今年，世界中国学大会再次在上海举行。您如何看待全球中国学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张仲思：在我看来，中国学研究的中心已经转向中国本土，中国学界正不断产生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与此同时，欧美地区的中国学研究却在衰退。学习中文、投身于严格训练以从事汉学研究的年轻学者越来越少。个中原因并不难理解：人文学科的就业市场持续低迷，区域研究也不再享有冷战时期那样的支持和资源，这种趋势将导致一些潜在损失。

　　近代以来，一些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研究著作往往与中外学者间的交流与互动关系密切。以费正清与费孝通二人为例，他们并非合作伙伴，但常被视为两种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对话的象征性代表，体现了跨国学术交流的可行性与意义。历史上，局外人常常写就他国的经典之作，这种现象提醒我们：距离有时能带来更清晰的视角，跨文化的阐释往往能孕育持久的洞见。

　　我认为，中国学面临的真正挑战在于如何创造条件，让本土与外来两种声音能够并存、互补。中国学者正在产出一批又一批扎根史料、方法严谨的成果，而大众化传播则确保这些成果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这一领域的健全发展，同样离不开外国学者的研究：他们能够带来比较性的视角，并在不同学术传统之间建立对话，促成互补与互鉴。(完)

　　受访者简介：

　　张仲思(Tristan G. Brown)，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他的研究聚焦于中国明清时期的社会发展，特别关注法律、科学、宗教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2023年，他的首部著作《山川之典：风水与清代地方行政》(Laws of the Land: Fengshui and the State in Qing Dynasty China)出版，该书揭示了风水这一古老的宇宙观如何在清代法律与国家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并在环境与经济变动中展现深远影响，出版后即获得美国历史学会颁发的“费正清奖”。